赵德润这个名字，对一些人来说可能稍显陌生。

　　他是在地方分社工作了 28年的新华社记者、分社社长，他是光明日报前副总编辑，他是国际新闻摄影华赛奖连续5届的评委会主席，现在是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　　赵德润忆起往事，觉得在他的职业生涯中，有一篇报道的主人公很特别，他叫习近平，那年31岁，是河北正定县委书记。那篇文章，是习近平这个名字，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。

　　赵德润，是如何采访习近平，与习近平有哪些交往？30余年来，他眼里的习近平有何特点和变化？下面请听他的自述。

一 缘起

　　那天，“学习小组”组长给我发短信，问《正定翻身记》是不是我写的。我回短信说：“有此文，有此事。”

　　我的采访笔记还在。写《正定翻身记》时是1984年，那时我是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。当时正是拨乱反正的年代，在省里我就听说，正定来了一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习近平，而且是从中央机关下来，很有思想，很快使正定的面貌发生了变化。

　　正定作为高产穷县我是知道的。那个时候高产穷县很难受，为了维持高产，盲目加大水肥投入，最后农民很穷，交了征购粮，口粮都不够吃，还要去外县买高价粮。这都是受了“以粮为纲”这种左的思想束缚。

　　我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？很多渠道都在传，在省里一次会议上，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说习近平到正定确实变化不小。我最感兴趣的是，他在当地转换思想后，工副业和多种经营上去了，棉花、瓜菜等产量增加了，农民生活改善了，为什么粮食产量却没掉下来？

　　我给正定朋友高培琦（注：就是《正定翻身记》第二作者，身份为县报道组长）打电话，他说得更为具体。于是1984年4月17日的下午我去了正定。

　　第一次见到习近平，我就很有好感。一见面，非常随和，讲话不紧不慢，实实在在。我们采访接触过很多县委书记，他在其中很突出的特点是，有思想又很真诚。

　　4月17日那次见面很短，他让我先下去看一看。近平同志把他自己坐的北京吉普车，就是以前那种草绿色的老吉普，让给我们坐。他的司机雷小群拉着我和高培琦一路下去。

　　我对习近平真正深入的采访是在4月19日，那次谈话印象非常深刻，笔记到现在我还保留着。

　　我们是在他办公室里见面谈话的。办公室很简陋，实际情况就跟网上那个很有名、很普通的照片一样。他当时抽荷花牌香烟，农民也吸那个烟，当地产的。当时也有贵一些的烟，但是他只吸荷花烟。

二 谈话

　　那次谈话奠定了这篇文章的思想基础。

　　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他的思想，给我的感觉，他善于从大处着眼。他没有只从正定思考问题，他把这个县的发展和全国联系起来了。一开始谈的就是解放思想，他说一个县如果思想不解放，思路不明、路数不清、精神不振，什么都干不成，这是他的开场白。

　　他说如果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或者上面说一说下面动一动，那不行。一定要有思路，要有规划，要有长远考虑，不能只看眼前。

　　他说要科学决策，真正摸清正定经济的发展规律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干部的盲目性，改变过去盲人骑瞎马、朝令夕改带来的反复和随意性。要通过立法，提出更严格、更科学的根据，形成十到十五年的远景规划。然后再考虑当前做什么。

　　近平同志把正定和全国联系起来，是有很深的思考的。他提出建立顾问团，取得智力支持，所以华罗庚、于光远这些大学问家都是正定这个小县城的顾问。他是从北京来的，有自己的人脉，他把这些一流的人才请到了县城里，这个举动有些不同凡响，那时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。

　　他讲“专家教授是大树，背靠大树好乘凉”，我很受触动，所以做成了小标题。他说我们当然要在本地培养自己的人才，但是我们的小树还没长起来，就要先“借一借大树的荫凉”。在正定发展中，“大树的荫凉”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。他始终把正定放在全国的背景下考虑，要求重视信息收集，加强对外协作。涉及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江苏，也包括山西、内蒙。既请人来，也把人派出去。

　　我们也就此深入谈了教育和人才问题。

　　他主张，正定培养的学生应该大部分回乡参与当地的生产，得心应手地去搞商品生产。他提出既要培养大学生，也要培养职业人才，而正定应该更重视培养初级、中级技术人才，这个观点在今天看也不落后。那时他在正定已经工作了两年多，有了很多的观察思考。他的教育理念我觉得很先进。

　　他提出要鼓励私人办学。当时正定有个艺文斋，还有个同仁学校，都是私立学校，他说应该大力鼓励这些私人办学，这样国家不用拿钱，人才也能培养起来。这些都是基础教育或者职业教育，县里面发展商品经济、工副业生产等，急需这样的人才。

　　关于如何发展，他的想法也很超前。

　　我们谈到了发展旅游。正定有个大佛寺，他专门研究过，发现这里的龙藏寺碑是隋代的，历代文人多次吟咏，在书法史、碑刻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。南北朝时期的临济寺早于大佛寺46年，是临济宗的祖庭，在佛教界具有极高的地位。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，他就有魄力拨款修大佛寺、恢复临济寺。他说我花钱维护这些国宝，是在扩大旅游资源。城里人拿钱买雅兴，正定人增加了收入。

　　那时北京说要拍红楼梦，他就想到把剧组的外景地弄到正定来，再花点钱，去找各方面的支持，建成永久性的荣国府、宁国府，留下一景。我稿子里为啥没写，是因为那时候还在筹款，还没有建成。1987版的红楼梦，很多场景都是在正定的荣宁二府拍摄的。

　　关于正定的优势，习近平也想得很清楚。

　　他说，正定南部、西部紧挨着省会石家庄，有29公里的边界线。县城离市区15公里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城就要“吃城”。“为城里人服务，掏城里人腰包”，这是他说的话。文章里的二十字经其实也是他总结的，“投其所好、供其所需、取其所长、补其所短、应其所变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　　近平同志告诉我，瓜果蔬菜甚至扫地的笤帚，城里人不生产，我生产啊！正定境内滹沱河、老磁河还有18万亩河滩地，我们建防护林带，大户承包在河滩地搞粮果间作，山羊、奶牛、肉牛养殖。潜力大得很。

　　习近平认为，于光远提出的“半城郊型经济”，符合正定毗邻省会的实际，为正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发挥了作用。

三 激情

　　被近平同志的激情所感染，我在正定前前后后采访了20多天，最后稿子也是一气呵成。干事业要有激情，记者写稿子同样要有激情。和习近平交谈以后，我们有时候去他办公室，有时候他去招待所看我们，参加我们的讨论。习近平希望我们到下面多看看，不光看先进，也要看后进、看缺点，随便和老百姓聊。他想让我们看到全貌，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。到一些乡镇和农户里走一走，村庄的变化，农民的变化进一步感染了我，离石家庄不过15里，不回家了！我非要把正定的改革写出来不可。

　　我习惯于在采访的地方写稿。因为回去后有各种干扰，而且激情会“衰减”。正像他嘱咐县委书记们不要太熬夜，当初也嘱咐我们注意休息。酝酿和写作过程中习近平至少去了三次，一进屋就摆摆手说“别累着别累着，休息会儿！”（注：说到这里，赵德润略起身挥了挥手，仿若当年场景），然后就跟我们聊一会儿，这种聊天经常碰出火花，有思想火花，也有语言火花。

　　吃过晚饭，高培琦陪我到正定西城墙上散步，月朗星稀，下边一片庄稼地。城墙上思考的提纲就基本是最后文章的结构。一开始，题目叫“正定经济的新战略”，5000多字的通讯送到到人民日报后，编辑希望再简练些，稿子压缩到2100字，题目改为《正定翻身记》。

　　其实文章里习近平虽然只出现过两次，但很多话都是他说的，考虑到文章里一个人的名字不能出现太多，很多他讲的话借“县里的同志说”讲了出来。

　　比如一些农民反映，没想到两年时间领导就把高产穷县的一盘死棋走活了。县里的干部则说，是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帮我们打开了思路。这话其实是他讲的。

　　现在稿里很多活泼的语言，“为城市服务，掏城市腰包”，“靠城‘吃城’”等，都是他的原话。

　　当时新华分社挂两块牌子，“新华社河北分社”和“人民日报河北记者站”，新华社发通稿署名“新华社记者”，给人民日报发专稿就写“本报记者”。穆青、冯健、周原写焦裕禄通讯也先发人民日报专稿，署名“本报记者”。所以我在稿子里，也是“本报记者”。

　　习近平这一年12月份自己写了一篇文章，《中青年干部要尊老》，也是登在了人民日报。当时在县委书记中是不多见的。

　　那时人民日报没有现在这么多版面，拿出二版那么大一个位置，一个县给了2000多字篇的幅，已属不错。但是我老觉得有些遗憾，因为全文版有更多更丰富的材料，所以在我的作品选里，收入了5000多字的全文版，这里面有更多的细节。

　　我原来并不知道《正定翻身记》是人民日报上第一篇有关习近平的报道，“学习小组”搜索后发了微信我才知晓。正定是习近平的政治起点。在这里我见证并记录了他解放思想、锐意改革、执政为民，见证并记录了他怎样带领一个县走出翻身路。这是我记者生涯的一个荣幸。

　　前两天“学习小组”上全文版的发表，让人们进一步从习近平的政治起点受到启迪。30多年前，他领导一个县，想的走出高产穷县的困境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；30多年后，他领导一个国家，想的是“两个一百年”，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夙夜在公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。

四 情义

　　采访习近平那年，他31岁，我38岁。

　　我跟近平同志的经历有一点相似，都插过队。不同的是他插队时间长，吃得苦多。我是北大毕业后就到河北临西县插队，一年后到县委报道组，两年后到邢台日报，毕业后第六年就到了新华社河北分社。我在河北分社10年，1985年调到河南分社，近平同志也离开了河北，他去了厦门。

　　虽然此后再没有以记者身份采访他，但却有了观察他的另一个角度：近平同志是一个讲感情、不忘旧的人。

　　我不过是写了篇文章，这是做记者的本职。但近平同志一直把我当成朋友。他在福建任省长时，过年先把贺卡寄来，我赶紧回复。

　　他到了浙江当上一把手，到新华分社去走访，说我跟你们新华社有缘分，年轻时候就有一个记者朋友叫赵德润。分社的同志很高兴，赶紧打电话告诉我。

　　2006年8月我到杭州，习近平同志刚从温州组织抗灾救灾回来，就和我见面。西湖边他和我有一次长谈，从灾情谈到省情，谈到他的经历，从河北到福建，再到浙江，种种历练和体会。相隔20年，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，地位变了，他谈心、交心还是那样真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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